正文
张中行与杨沫
发布时间：2018-08-24作者：审核：点击：
附件：
张中行与杨沫
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
张中行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与张老有半个多世纪交情的好友启功这样评价张中行：“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性格耿直，心地善良，有长者风范。可张中行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老人对此却从未有怨言，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时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再追问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绝对是位多情才子。
张中行先生部分著述
也许正因为一个“情”字，在他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无论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张中行始终沉默以待。张中行1931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杨沫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谋自立，托人请张中行帮忙，到了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之后二人鸿雁往来，1932年春，杨沫从香河回到北京，就和张中行同居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这是张中行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杨沫的三妹、电影明星白杨的这个艺名还是张中行给起的。白杨考上北平艺专后，就请有学问的姐夫给起个名字，张中行就在他最喜欢的《古诗十九首》中取“白杨何萧萧”一句中的“白杨”二字为名。不过，后来白杨曾经多次劝杨沫离开张中行。 杨沫在回忆中写道，她那非常前卫的演员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张中行北大毕业后到南开中学教书，这时杨沫又回到香河。1936年早春，张中行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走。为了保全小家庭，张中行把杨沫接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重过朝夕相处的生活。但是，杨沫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也就是在1936年，张中行被南开中学解聘，于是和杨沫二人回到北京。一回到经过反复思量张中行最终向杨沫提出分手，而杨沫也“面色木然”的应允了，两人情分划上句号。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解放后，张中行只是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在出版社当一个普通编辑。而杨沫和马建民都成了德高望重、炙手可热的老干部，待遇完全不同。在文革前，马建民从国务院机关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代理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把手。出版社的编辑同事曾经回忆说，有汉奸帽子的鲁迅弟弟周作人门前冷落车马稀，只有张中行每个星期去看望一次。因为周作人在北大时教过张中行。日寇占领北京时，周作人出任伪职，张中行还曾经写信给老师劝阻过。 文革爆发了，“把老舍揪出来时，杨沫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为了保住自己，杨沫可谓是费尽了心机。文革之初，杨沫想起早先时候康生对这部书的持肯定态度的“批示”，赶紧让自己的女儿把批示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还给当时文革时期的红人姚文元写信，以求得当时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们的庇护。更让人感叹的是文革时期杨沫和马建民这对在革命夫妇，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居然互相揭发，相互攻奸，在家庭内部闹起了革命，在政治压力的冲击下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忠诚都变得轻若鸿毛。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也以牙还牙，用大字报的形式揭发丈夫马建民和已经被打倒的邓拓不一般的关系，并且还“曾为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入党）关系”（王光美是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的妻子）。在文革那场扫荡一切的政治风暴中，亲人反目为仇、夫妻互相坼墙揭发的事情成为表现自己坚定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罪名的最好方式，杨沫夫妻之间的互相揭发攻奸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怎样借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爆发式地上演了一场人间的闹剧和悲剧。张中行呢？ 杨沫的儿子写道： “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杨沫在文革后写道： “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张中行。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 ‘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无论怎么压——我想象得出，他们对他的压力会比对贾大哥的压力还要沉重。但他绝不改口。他总是这两句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听到专案组的同志这样告诉我时，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杨沫1936年和马建民结合，到1985年马建民去世，他们的婚姻存续整整半个世纪。幸福吗？作为他们的儿子，老鬼写出了一段不幸的、痛苦的、失败的婚姻，还哪里有“幸福”可言！ 老鬼写杨沫和马建民结婚不久就感情不合，两人分多聚少，貌合神离。杨沫日记透露对马建民的意见是不爱她，冷漠，不和她住一个房间。这种现象背后，使我们体会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厌烦。为什么会厌烦？杨沫一来感情充沛容易转移，曾经在心里爱上这个爱上那个，虽然理智上知道有丈夫有孩子，并没有怎么样，但是，不会不露出蛛丝马迹，丈夫马建民会没有反应？二来，杨沫脾气不好，大概是歇斯底里型，打、骂孩子家常便饭似的。这些原因足够作为丈夫的马建民厌烦，以至于痛苦、无奈，久而久之冷漠得形同路人。 马建民自己也有毛病，据老鬼写，马建民“抠门”到自己的女儿回家吃饭也要交钱交粮票，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也要算得清爽。马建民也很暴躁，老鬼就吃过他很多次暴打，杨沫打老鬼时他在一边加油加醋、摇旗助威。如此，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仇恨多于温情。女儿马豁然就写过这样的信，信中称自己的爸爸为“马无赖”“豺狼”“死无葬身之地”等等，仇恨之烈火燃烧，那里还有父女亲情？在婚姻存续的49年中，马建民、杨沫都对对方冷透了心，每人都自顾自地不断变换着异性情人来安抚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了。一个小气的男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两个资历不浅的老革命，却把日子过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修养和性格。老鬼的文字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革命者”，文化不高，修养很差，性格令人讨厌。原来，林道静、江华如果不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不培养出良好的性格，光靠革命热情，是过不上幸福生活的。只不过这是故事外的故事给予我们的补充认识而已。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杨沫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杨沫的铁石心肠式的冷酷、暴戾、自私和不近人情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用老鬼的话来说就是“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老鬼的哥哥长期患肠炎经常肚子痛，杨沫认为他在装病，说他“自私卑微”，家里藏的钱不翼而飞，硬赖在哥哥头上，杨沫骂他是“白眼狼”、“愚而诈”，哥哥当面顶撞她，她就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老鬼在内蒙古下乡时被错划为反革命，杨沫处之泰然，老鬼劳改了好几年回来，父母见到他也“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79年老鬼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家和父母发生了一些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杨沫竟然给校方写信，揭发和谴责儿子的言行，要求学校严加管教，必要时给予处分。 
老鬼的书中还披露了杨沫与她秘书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杨沫62年以后就常年住在北京香山写作和养病，很少回北京市区的家，83年杨沫以方便接待外宾为由，要北京市委给她在香山盖一个小院，房子很快就盖起了，负责操办此事的是她的一个姓罗的秘书。早在六十年代杨沫在香山结识了这个姓罗的年轻病人，这个颇有心机的病人怀着对著名作家崇拜，把杨沫吹捧为 “中国的托尔斯泰”，他精明能干，忠心耿耿，赢得了杨沫完全的信任，逐渐走近了杨沫的个人生活，成了杨沫的私人秘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杨沫的言行，杨沫也因此和家庭疏远得几乎行同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持了长达30年之久。秘书“为方便协助母亲，就堂而皇之地与母亲住在一个院子，连他的户口也上在了母亲的住处。”杨沫和秘书之间的传闻开始流传，“姐姐小胖最先怀疑，说母亲找了一个面首。老家的侄女也认为，她和那个助手关系不正常。”我们和老鬼一样，无法去证实他们之间真实的关系和行为，我们只能说，杨沫因为和丈夫关系破裂，和子女关系冷淡，在多年守活寡，受伤害的情况之下，和这个精明的秘书之间产生某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流露出杨沫的某种人性、人心的自然状态，无论发生或者没发生什么，都情有可原吧。但这个秘书，却把这种关系当作了日后挟制杨沫的武器，凌驾在杨沫的一切家人之上，借杨沫之名谋一己之利，甚至要求杨沫把他作为遗产继承人写入遗书，由于杨沫和这等人搅在一起，使得她和孩子之间的隔膜更深，距离更远。老鬼之所以毫不避讳地写出杨沫和秘书之间的关系，只为了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所幸杨沫最终后悔了自己的轻信，摆脱了秘书的纠缠。马建民去世4年后的1989年，杨沫经人介绍与小她几岁的李蕴昌结婚。 
与杨沫分手后，张中行和以温柔贤惠闻名的李芝銮结婚，此后一直相濡以沫，在北京过着清贫的生活。朋友回忆说，张中行精于文物鉴定，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所谓“长物”。后来名气大了，大家都找他来评判旧物真伪；他是来者不拒。旧物虽真，亦未必能入他的眼，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收藏是精而又精。北京人艺演出《北京大爷》时，主演韩善续说：“这戏的戏核是祖传的宣德炉，张老爷子不是有一个吗？能不能借我们在戏里用用？”朋友把这话转告了行翁（张中行），行翁想都不想便说，“你抱去吧。用完就留你那里。”朋友急了，误以为他是怀疑自己找个借口来要他的炉。行翁反而笑了：“我这岁数是该散的时候了。既然你们要用，这件就给了你，那怕什麽呢？”他平日买块烤白薯就当一顿饭，却能随手把价值至少数十万的东西送人，这样的人以后还会再有吗？朋友终于没有接受他的宣德炉，但已经着实领受了他的馈赠。朋友还回忆说，行公文革后从“发配地”香河老家回到北京，寄住在北大朗润园二女儿的家里。当时家里人很多，住得很挤。行公每天早上散步锻炼之后，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以一个方凳为桌子，开始趴着写作，一写就是一上午，中午休息一会儿。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写2000到3000 字。他不会电脑，也没人帮助整理稿子，但他写东西很少改动，常常是一气呵成，文稿很干净。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还能比较舒展地写字写稿了。因为饱受老北大精神和民主思想影响，行公崇尚自由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表现在编辑工作中，就是对作者的尊重。他一般不轻易改动作者原稿，曾说自己“没有万分把握，不改人家的稿子”。而后来行公自己的稿子却每每被编辑任意删改，如把“娑婆”世界改为“婆娑”，殊不知前者是佛家术语，指众生烦恼的大千世界，后者是描述舞蹈的形容词。还有编辑望文生义，将他文章所引的《诗经》典故“七月流火”改成了“赤日炎炎，酷热难当”。 杨沫和张中行在建国后还直接间接打过交道，比较重要的几次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和戏剧，影响很大，作为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生活受到影响。杨沫曾当面向张中行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张中行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写。后来李芝銮曾表示要找杨沫，被张中行以“不过是小说”制止；文革期间，专案组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问题，张中行顶住巨大的压力表示“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为此杨沫很感动；1987年，黑龙江的《小说林》杂志第1期登载了《杨沫的初恋》，涉及粗俗的一面，为此引起杨沫激愤的“名誉权纠纷案”，是我国最早的知识产权纠纷之一。文章的来源是文革期间专案组的调查材料，杨沫却怀疑是张中行暗中指使或者主动爆料，而张对这样的人格猜疑亦难接受；1994年，杨沫与徐然在学苑出版社出版《青蓝园——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合集，收录了杨沫的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张中行认为所述非实，“仍然用小说笔法”，非常生气。1995年，杨沫因肝癌逝世，张中行获得消息后，表示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因为欲见最后一面，是因为“或敬重，或情牵，而现在两者皆无。”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放弃了。11年后，2006年，与季羡林、金克木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8岁。
